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在世俱杯抽簽儀式上（資料圖）。新華社記者 吳曉凌 攝
中國俱樂部缺席了首屆新版世俱杯，中國球迷對世俱杯也沒有如世界杯般的觀賽熱情。仍在低谷中跋涉的中國職業聯賽，與國際足聯推出的新賽事似乎相去甚遠。
然而，國際足球改革的洪流浩浩湯湯，令人難以置身事外。對于中國足球而言，一系列亟待回答的問題正擺在面前：我們的俱樂部距離世俱杯的舞臺究竟有多遠？我們要如何追趕國際足球的步伐？未來我們是否該積極申辦世俱杯等頂級賽事？
遠，有多遠？
中國足球并非從來無緣世俱杯舞臺。2013年與2015年，廣州恒大隊（后更名為廣州隊）曾兩度以亞冠冠軍身份征戰舊版世俱杯。然而十年時光流轉，金元退潮、球隊解散，昔日那份榮光只剩今日一聲嘆息。
在女足領域，武漢車谷江大女足于2025年5月問鼎首屆女足亞冠，有機會參加2028年首屆國際足聯女足世俱杯。
5月24日，武漢車谷江大隊成員在2024-2025賽季亞足聯女足俱樂部冠軍聯賽決賽頒獎儀式上慶祝。新華社記者 伍志尊 攝
不過女足俱樂部賽事尚在起步階段，與競爭早已白熱化的男足不可同日而語。若期待在代表俱樂部最高競技水平的男足世俱杯賽場上再次見到中國俱樂部的身影，恐怕需要漫長的等待。
依據競賽規程，新版世俱杯每四年一屆，共32支球隊參賽。亞洲擁有4個名額，由四年周期內的亞冠冠軍直接鎖定。若同一球隊多次奪冠，則空余名額由該周期亞冠積分最高的隊伍遞補。
這意味著，亞洲俱樂部通往世俱杯之路只有兩條：奪取亞冠冠軍，或保持穩定躋身亞冠前列。反觀中國俱樂部，近五年亞冠最佳戰績僅一次進入八強，個中差距不言而喻。
與此同時，世俱杯創紀錄的賽事獎金，可能進一步拉大亞洲俱樂部間的實力落差，引發“馬太效應”。
按獎金分配方案，四支亞洲參賽隊中，闖入八強的利雅得新月將攬獲逾34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43億元）。即便小組賽三戰皆墨的浦和紅鉆與蔚山HD，也各自進賬95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845萬元）。如此金額對于常年入不敷出、掙扎于生存線的中超俱樂部而言，無異于天文數字。
6月30日，利雅得新月隊球員在世俱杯晉級八強后慶祝勝利。新華社記者 吳曉凌 攝
當豪強率先享受改革紅利，手握充裕資金持續補強，追趕者尋求突破的難度必然陡增。中國俱樂部將要面對的，是一道正在不斷擴大的財務與競技鴻溝。
由此可見，現在談論中國球隊躋身世俱杯的時日問題，顯然有些不切實際。中國職業聯賽當前能做的，就是沉下心來理順體制機制，確定一條奮起追趕的路徑。
變，怎么變？
雖然中國足球距離世俱杯尚且遙遠，但這場自上而下、席卷全球的頂層改革，其浪潮已波及足球世界的每個角落。
為適應新版世俱杯的賽歷，亞足聯從2023年起將亞冠改制為跨年賽制（8月開賽，次年5月結束），力求亞洲球隊以最佳狀態出戰。這一變革引發連鎖反應：沙特聯賽迅速跟進，其球隊利雅得新月在本屆世俱杯上成為亞洲最佳；日本J聯賽明確2026年完成跨年制過渡；韓國K聯賽亦將此納入議程。
圖為亞足聯新標識
另一顯著變化是外援政策松綁。亞足聯自2024-2025賽季起，取消旗下賽事外援名額限制，秘書長溫莎·約翰直言，目標就是提升亞洲球隊的國際競爭力。沙特、日本聯賽已大幅放開，東南亞多國注冊外援名額也增至10人以上。
反觀中超，至今仍在堅守自然年賽制（年初開賽，年末結束）與外援登場限制（最多5人）。其考量也不無道理：幅員遼闊帶來的南北氣候差異，冬季部分區域難以比賽，跨年制可能推高成本、影響觀賽；放開外援或擠壓本土球員空間，甚至引發俱樂部間惡性競爭。
然而，形勢逼人，中國足球若繼續裹足不前，恐陷閉門造車之困。跨年制利于與國際接軌，方便球員留洋；增加外援也能直接提升聯賽競技水平。
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聯合會（簡稱中足聯）已然成立的背景下，從業者至少需正視這些變化。中足聯應充分發揮其專業委員會職能，對賽制、外援政策等關鍵議題進行深入研判與務實調整。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聯合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與監事在會后合影（1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希夷 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想解決問題，辦法總比困難多。同處亞洲北方的日本，通過球場加蓋頂棚、發放冬季補貼化解嚴寒制約；部分聯賽采用“增加亞洲外援”的折中策略。這些舉措都為中超提供了積極有益的借鑒。
固守現狀，理由可以有很多。但求變，只需一個動力——中國足球，絕不能與國際潮流漸行漸遠。
辦，何時辦？
在因凡蒂諾的藍圖中，2021年本應由中國舉辦首屆新版世俱杯。然而疫情來襲，賽事推遲至2025年，舉辦地也易主美國。
如今，當年為承辦賽事新建或改造的十座高標準專業足球場已悉數落成。空置的球場亟待高水平賽事激活，低谷中的中國足球也在渴望頂級國際賽事的回歸。
環顧全球，對于中國來說，真正兼具高商業價值與觀賞性的國際足球賽事，不外乎男女足世界杯、世俱杯及男足亞洲杯。
審視未來賽歷：男足世界杯2034年花落沙特，受制于大洲輪辦原則，中國申辦至少需等到2042年。2031年與2035年女足世界杯申辦正酣，但均已無緣落戶亞洲。而中國足協已基本放棄2031年男足亞洲杯的申辦角逐。
未來十年內，中國有條件、有機會申辦的頂級國際足球賽事，幾乎僅剩2029年與2033年的兩屆世俱杯。
7月13日，切爾西隊球員在頒獎儀式上捧起世俱杯獎杯。新華社記者 李明 攝
作為東道主，競技成績自然是考量因素。當前中國男女足國家隊表現低迷，申辦頂級賽事確有顧慮。但是，俱樂部賽事成績壓力較小，也不失為一種更優選擇。更何況，歐洲五大聯賽在中國培育的龐大球迷基礎，足以支撐賽事關注度與商業流量。
在球場基建已完成的當下，未來申辦無需巨額硬件投入。而首屆新版世俱杯交出近21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50.5億元）收入的成績單，清晰彰顯了其盈利潛力。舉辦此類賽事對激活國內足球市場、塑造足球文化的積極效應，同樣不言而喻。
去年11月，因凡蒂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曾明確表示：“中國是各項世界杯賽事潛在且重要的承辦國，無論是未來的男足或女足世界杯、青年世界杯或俱樂部世界杯，都可以在中國舉行。”國際足聯的橄欖枝早已遞出。
當然，是否申辦變數猶存，需經各相關部門綜合考量。但時間窗口正在迅速收窄——巴西、西班牙、卡塔爾、澳大利亞等國均已明確表達對承辦2029年世俱杯的濃厚興趣。
在諸多不確定性中，已然顯而易見的是：中國足球的振興，離不開國際頂級賽事的催化。未來十年里，留給中國足球的選擇并不太多，會是世俱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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